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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为戈壁环绕的最小绿洲，适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不仅使这里成为一千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更以遗存的大量中古文书与其他各类文物成为著名的人类文化遗产。图为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全景。 敦煌研究院供图 吴健/摄
2019年8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视察莫高窟、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弘扬传承敦煌文化艺术情况，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一名毕生从事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文物工作者，我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讲话，备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我们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针，激励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我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根基，不断吸纳着来自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多元一体的敦煌文化始终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闪耀着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璀璨光芒，成为举世瞩目、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自“西海”(地中海、里海)东行经西域门户伊吾、高昌、鄯善三道，总凑敦煌。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东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台。
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对敦煌地区的开发。前121年汉武帝开疆扩土，敦煌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为西域的经营拉开了序幕，进而使中西交流成为汉王朝的国家行为。前111年设敦煌郡以后，不少内地的世家大族迁入敦煌定居，这些世家大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少量原居民所积淀的与西域、中亚千丝万缕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坚实的汉晋敦煌文化土壤。而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居民，及在新迁地域共克时艰的开发经历，使他们较少拘泥于区域的异同，而更富于相互理解和包容，终于形成这一地区自觉的包容并蓄的文化基因。这样就使汉族与月氏、匈奴遗绪及以后与鲜卑、粟特、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和平共处成为常态。
从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悬泉置驿站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接待西域诸国来汉廷的使节，曾接待过来往于汉廷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龟兹、罽宾、大宛、乌孙、于阗、精绝等29国使节。敦煌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期就将“浮屠”这一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指向的外来词语用作地名，可见敦煌作为汉王朝西陲郡治，已成为了解异域文明的窗口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区。汉末三国期间来华的著名译经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楼迦谶、支谦、康巨、康孟详、康僧会、白延等，正是分别来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龟兹等国。三国两晋至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逐渐扎根，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并进，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则是敦煌佛教文化发展的最显著标志。
中国现存四大石窟中，云冈、龙门石窟皆因北魏诸帝尤其是孝文帝所置，虽均地处京都，但因人置废，故都具有很强的时段性。麦积山石窟最得山水地利灵秀，自是禅僧遁世隐修的不二之选。而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为戈壁环绕的最小绿洲，其经济实力与帝都及开发较早的甘肃东部相较，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但又是什么原因使从东而来的乐僔和法良独独垂青于此呢?
撩开乐僔于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及法良所见“诸多神异”的神化面纱，真实的答案只能是——适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可以说，正是敦煌地区这样特定的连接东西、沟通中外的文化窗口功能及三百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润所积淀的丰沃的佛教文化乐土，促使乐僔、法良肇始于此“架空镌岩”。尽管敦煌地区此后亦屡历兵燹，最终仍然造就了一千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遗存了以大量中古文书与其他各类文物所构成的优秀人类文化遗产。
伴随着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流散和传播，在中华文化的谱系中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敦煌学”，使敦煌走向世界。王国维先生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北京内阁大库的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称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而敦煌一地所出便占其二。其中敦煌塞上木简是指斯坦因在敦煌长城遗址采集的数百枚木简。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又获汉晋木简数万枚。这些科学发掘的木简资料极大地充实了敦煌文化的内涵。
敦煌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作为以地冠名的地域文化，其核心无疑应以敦煌木简和敦煌石窟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五个庙石窟等)的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以及藏经洞文献的综合研究为标志。
敦煌佛教的发展与兴盛，历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贵族是主要推动者。在莫高窟，凡是规模宏大、艺术精美的洞窟多为世家大族所建，且形成一种传统：往往一家一窟，或一族数窟，或父子相继、甚至祖创孙修的营建传统。在世家大族和皇室贵族的带动下，下级官吏和一般世庶民众也热衷于开窟造像。除莫高窟外，在敦煌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瓜州榆林窟等，都留下了大量的僧俗各阶层民众开凿的洞窟。
揭开佛教教义的神秘帷幔，敦煌壁画丰富多彩的佛国世界正是当时现实世界的真实折射。我们从繁盛神秘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所看到的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民俗节庆、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人生百态，如农作图中的满足和亲切、嫁娶图中的喜悦和热烈等，就不再有时间的距离而可以直接对话;建筑、服饰、用具、工具等具有不同时代烙印的物质造型，如普通民居的朴实可信、帝都崇楼的天国蓝本，则似乎触手可及、可感可知，从而构成敦煌中古时期活灵活现的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图谱。敦煌壁画所包涵和直接反映的历史、民族、文化、教育、经济、建筑、科技、民俗、生产生活、医疗卫生、东西交流、汉晋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寺院、宗教、宗教流派、参禅仪轨、石窟形制、石窟(壁画、雕塑)艺术、世族关系、供养方式等丰富内涵，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不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宝藏，而且还具有古代文明的博物馆功能。
在敦煌文献中，仅藏经洞出土文献就达五万多件，目前可知有明确纪年者上起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下至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加上敦煌石窟北区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含八思巴文)、梵文(含婆罗迷文)的元代佛教典籍以及叙利亚文《圣经》摘录等文献，它的起止上下限与敦煌石窟的开凿基本同步，也历时千年。这些文献以多种文字的写本为主，还有少量印本。约占90%的佛教典藏著作不仅充分展示了敦煌地区活跃的佛教文化背景和诸家争鸣、并存的良好文化氛围，佛教文献本身还具有极为难得的拾遗补缺和校勘的历史文化价值。而道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典籍和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梵文佛教典籍，从一个侧面反映多元文化交流的面貌。其他文献虽总量不大，内容却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语言、文学、教育、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科技、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几乎包含了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且文化内涵远远突破了敦煌本身的地域局限，足以代表中华文明及与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背景，因而堪称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由于敦煌地区多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长期并存，致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如特定地理条件下发达的商业经济生活形态、复杂的城市居住布局、独特的饮食结构和形式、华美多姿的服饰装扮、具有浓郁佛教氛围的岁时节令、不弃传统善融新俗的嫁娶丧葬等，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当中国的丝绸、陶瓷、纸张等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时，西方人也同时带来了中国过去所没有的葡萄、苜蓿、郁金香等植物，狮子、豹及西域名马等，还有精美工艺品，如金属工艺、琉璃和玻璃、呢绒、毛毯及各种装饰物等。许多外来的物品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初唐第209、329等窟的藻井图案中的纹样装饰。敦煌壁画受印度和西域的影响，其中的狮子和大象等形象，也描绘得比较真实。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波斯的工艺品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了中国，如狩猎形象是古代波斯最流行的主题，表现狩猎形象的银盘就曾在中国北方多有发现。波斯萨珊朝(3—5世纪)正是罗马帝国强盛的时代，欧洲的罗马文化、西亚的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从中亚到西亚的辽阔地域相碰撞，处处留下了文明交汇的印痕。敦煌西魏第249窟窟顶壁画中就有波斯风格的狩猎图。隋到初唐时期敦煌彩塑与壁画菩萨的服饰中，出现大量的波斯纹饰，如联珠对鸟纹、联珠对兽纹、菱格狮凤纹等。
玻璃、琉璃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帝王和一些贵族能够拥有。在隋唐敦煌壁画中，如初唐第401窟的菩萨手持玻璃碗，碗边还镶嵌着宝珠，盛唐第199窟的菩萨也手捧一玻璃杯，杯中插花。类似的玻璃器皿，在不少洞窟壁画中均有出现，反映了当时玻璃器皿的流行。香炉作为礼佛的供器，往往借鉴外国样式而制作。
敦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国际交往的通都要邑，多元文明的荟萃交融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均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脉中，同时蕴涵着古代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因此，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敦煌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大量的各类历史文物遗存，启示我们去认识敦煌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佛教文化的昌盛，不仅体现在中国大乘佛教的各个主要思想宗派的相互促进和发展，传译、抄写佛经以及开窟造像、举行法会等正统的宗教活动的频繁和规模，也体现在敦煌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岁时节庆和娱乐活动中所反映的几乎无时、无处不在的佛教文化印迹。同时，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也以它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多神崇拜的思想方法存在于古代敦煌。另外，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内畅行其道。敦煌文化这一现象的价值在于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和睦相处。
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许多是已经消失的“死语言”，如回鹘文、于阗文和粟特文等。这些文献对于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其与汉文文献以及多种宗教的共处、交流本身，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并蓄。在这样文化基础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昌盛的因果逻辑，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应该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商业都市，敦煌的商业文化很兴盛。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反映商业活动和纠纷的文书。如《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是一份私人间订立的契约文书，内容为塑匠赵僧子因缺少劳作工具，将自己儿子典给亲家。这些文书，其实也反映了敦煌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契约精神。
古代敦煌文化表明文化与教育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扬以文化人的职能。文化学术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阐释和史书研习、地志、地理典籍的撰修等方面。自敦煌开郡伊始，就设立学校教书育人，使敦煌文人代出、雅士不绝，在这种文化教育氛围中的敦煌文学与艺术也别具丰采。敦煌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世文人诗文的抄本，属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正统文学作品;一类是以讲经文、变文、词文、话本、缘起故事、俗赋、曲子词、白话诗等为代表的俗文学作品。特定意义上的“敦煌文学”显然是指敦煌特有的俗文学，它鲜活、明快，具有浓郁的宗教、生活气息。鸿篇巨制《维摩诘经讲经文》，已经孕育了后代章回体白话小说的雏形。藏经洞所出敦煌讲唱文学作品近200个写卷，包括近80篇作品。敦煌文学作品真实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唐五代民间文学面貌及发展演化脉络，其体制形式和语言风格对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
敦煌的文学艺术体现着兼收并蓄、自信创新的恢弘气度。敦煌壁画题材极为丰富，壁画绘制积极汲取相应时代最先进的绘画技法和理念，于线条和色彩的腾转挪移中紧扣时代脉搏，深涵经义意蕴，致使画作美不胜收。主要有佛像画、佛经故事画(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中国传统神话画、佛教史迹故事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等。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中原画家作品大都失传的今天，敦煌壁画就成为我们认识中古时代中国绘画史的重要依据。在南北朝时期，传自西域的画法逐渐被中国的画家所吸收，画史记载北齐画家曹仲达画人物衣纹稠叠如出水之状，被称为“曹衣出水”。南朝张僧繇曾采用“凹凸法”在南京一乘寺绘制壁画。曹、张的画法正是传自印度和西域的画法，在敦煌早期壁画中十分流行，如北凉第275窟、北魏第254窟等壁画中，描绘人物通常沿人体轮廓线用重色晕染，中央部位则较淡，体现出立体感。这一技法与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窟、第17窟等窟中的壁画人物完全一致，说明是来自印度的画法。在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也采用了同样的技法，也称“西域式晕染法”。
盛唐时代，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把中国人物画艺术推向了高峰。吴道子的大量绘画作品绘于长安和洛阳的寺院，随着这些寺院的湮灭，壁画也就不存在了。敦煌第103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以劲健的线描，略施淡彩，勾勒出一个气宇轩昂、雄辩滔滔的维摩诘形象;第158窟南、北壁表现涅槃经变中的弟子及各国王子，人物神态生动，线描流畅而遒劲，色彩相对简淡，正是吴道子一派的人物画风格。唐代第39窟、172窟、321窟、320窟等众多洞窟中的壁画飞天形象，表现飞天轻盈的体态，流畅而飘举的衣饰飘带，也体现着“吴带当风”的气韵。从南北朝到宋元时期，敦煌绘画虽然也具有本土的特点，但从艺术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始终受到中原地区绘画发展的强烈影响，中原出现的新画风，总会迅速传到敦煌。因此，敦煌艺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缩影。
敦煌石窟几乎每窟皆有乐舞形象，壁壁尽是曼妙舞姿。难得的图像与相关敦煌文献互为印证，为了解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其所表现的音乐内容，展示了一个从早期对印度、西域风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国民族音乐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舞蹈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早期舞蹈较多印度、西域及北方游牧民族风格，隋唐在融合基础上题材、类型不断丰富，形成气势恢宏的民族化新风尚，迎来了大唐盛世舞蹈艺术的黄金时代。其中展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支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汉以来，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敦煌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周边地区长期存在着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敦煌的居民，形成了汉民族与周边各民族和谐相处、文化交融的状况。因此，敦煌文化具有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显著特点。
敦煌壁画不仅展示了中古时期汉民族服装演变的历史，而且保存了古代西北多个民族的珍贵服饰资料，可称为中国服饰文化的宝库。除了北朝时期的鲜卑族外，中唐时期出现了吐蕃人物形象，如第159窟的吐蕃赞普头戴朝霞冠(指红毡高帽)，辫发束髻于耳侧，颈饰瑟瑟珠，身披大翻领的左衽长袖缺袴衫，腰束革带，长靿乌靴。北宋末期，回鹘势力在敦煌一带强大起来，壁画中出现了不少回鹘人供养像，如第409窟有回鹘王及王妃形象，回鹘王戴桃形高冠，身着团龙纹的圆领窄袖袍，腰系蹀躞带。回鹘王妃则头戴桃形凤冠，耳坠大耳环，身着大交领的窄袖长袍，这是典型的回鹘服装。
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以后，壁画中也留下了西夏党项族的服装。如榆林窟第29窟西夏武官供养像，人物头戴云缕冠，身着圆领窄袖袍，腰间有护髀，束长带，足登乌皮靴。女供养人像，头戴高髻小团冠，身穿交领窄袖衫，百褶裙，弓履。小孩形象是头顶秃发，也与文献记载相符。西夏服装，可说是汉、夏混合装。元代壁画中有蒙古族人物的形象，如榆林窟第6窟明窗壁画中有4铺夫妇二人供养像，男子头戴宝顶莲花冠，垂辫髻，着质孙(蒙古民族的袍式一色服)，足登六合长靿靴。女子头戴顾姑冠，身穿交领窄袖长袍。
“异族婚姻”也是敦煌地区婚姻关系的一大特色。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相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交流和相互了解，以至于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相互通婚。敦煌文书《杂抄》中有“慈到郡，处平割中，无有阿党。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的记载，说的是早在三国时仓慈任敦煌太守时就有胡汉通婚的情况。唐宋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绘有胡汉通婚的图像，如榆林窟第38窟西壁的婚礼图，分别着回鹘装和汉装的男女来宾围桌而坐，围幔内新人正在行礼，新郎头戴幞头，着汉式袍服，正在弯腰行礼，旁边站立着头戴桃形冠，颈饰瑟瑟珠的回鹘新娘，画面生动地反映了汉族与回鹘族之间通婚的场景。
近年来，随着藏经洞所出非汉语文献的破译与解读，少数民族文学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吐蕃文、回鹘文的文学作品。吐蕃文文学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件，可能为吐蕃时期传入。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比对，发现无论内容还是篇幅，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都迟于吐蕃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吐蕃文本的重要价值。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文学、史学名著，如《尚书》、《春秋后语》及《孔子项托相问书》等，上述吐蕃文写卷在敦煌藏经洞中也都有发现。
回鹘文作品如讲唱文学《善恶两王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汉文本采用的是对话形式，回鹘文本被改为陈述式。此外，还有回鹘语韵文体《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作品。在一个回鹘文佛教诗集残卷中，我们还可看到必兰纳识里根据汉文佛典而创作的回鹘文诗歌《普贤行愿赞》。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古藏文的《火灸疗法》、《杂疗方》等，代表了藏医学的成就。《医理精华》本是印度很有影响的古典医学的代表著作，藏经洞保存了译自梵文的于阗文《医理精华》。汉、藏、印等不同文化系统不同语言文字医学文献的共处，展示了不同医学文化在敦煌地区的交流和相互借鉴。
今天的敦煌文化研究要在以往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印度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古代于阗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等民族文字研究被称为“冷门”和“绝学”，但这些“冷门”和“绝学”往往可以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打开新的窗口，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的借鉴。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定。要求我们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特别强调，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要求我们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回望敦煌研究院数十载风雨历程，一代又一代莫高窟的坚守者正是在党和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以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使千年古老遗产重新焕发出熠熠光彩。
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嘉峪关封关，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几成废墟。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浩劫，被中国学者称为我国学术一大伤心事。为了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几代中国学者顽强奋斗，为中华民族学术自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为中国学术自信的一个典范。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学子，身赴大漠戈壁，艰苦奋斗，初创基业。新中国诞生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开展了抢救性保护。20世纪8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扩大编制、增加部门、汇聚人才，莫高窟事业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弘扬传播的崭新阶段，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2003年，我们建议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专项法规，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实施。《条例》颁布后，我们进一步制定了莫高窟保护、旅游开放洞窟标准和游客预约管理等规章制度。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无论旅游基础设施或办公设施，严禁破坏莫高窟的本体和环境风貌、严禁建设违规商业设施。《条例》为莫高窟的保护、利用与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保障。
莫高窟的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规划》在对莫高窟文物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分别作出系统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出总体规划的目标、原则和实施细则。为保护、利用和管理莫高窟提供了专业性、权威性、指导性的依据。至今已有效实施了10多年。
敦煌研究院遵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确定的真实、完整、可延续地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最高理念，不仅保护莫高窟本体各个时代的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而且还保护历史留存的所有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因为历史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是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
敦煌研究院多年来始终遵循“不改变原状”的文物保护要义，采取多种保护技术措施，实施莫高窟崖体和洞窟加固，抢救了许多洞窟精美的壁画和彩塑;针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逐渐退化，采用数字化技术，逐步实施莫高窟全部文物的数字化储存;为提高莫高窟保护的主动性和预见性，以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开启了预防性保护，建立了莫高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等，防患于未然。这些措施都体现了文物本体及其环境“不改变原状”的保护精髓，真正让莫高窟得到真实、完整的有效保护，让莫高窟“延年益寿”。
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为旅游开放创造条件。为充分发挥莫高窟的教育弘扬传承功能，精心挑选了不同时代、不同窟型的典型彩塑和壁画等代表性敦煌艺术向游客开放，使游客在短时间的观赏中能看到洞窟的精华。为使游客能深度观赏，还在莫高窟建设了博物馆和藏经洞陈列馆，进一步解读莫高窟的文化价值。敦煌研究院还通过数字敦煌使莫高窟文化艺术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国门，多次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走近大众。通过数字网站中英文版上线，使全球可以在线共享“数字敦煌资源库”30个洞窟高清数字图像和虚拟漫游节目，运用新媒体平台讲好“敦煌故事”，让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积极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始终坚持负责任旅游的原则，将保护贯穿于旅游开放的全过程。随着莫高窟的游客数量迅猛攀升，为了妥善解决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之间的矛盾，我们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利用数字敦煌档案资源，将洞窟壁画、彩塑制作成数字电影。让游客先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在对敦煌艺术有了初步体验后，再到莫高窟实体适度观赏洞窟，做到石窟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双赢。
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持续多年开展合作，共同对莫高窟的保护、传承和管理进行了探索研究，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保护理念和成功管理经验，学习了先进的保护方法和工艺，使古代壁画保护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并逐渐与国际接轨。敦煌研究院还采用多种办法，培养不同层次人才，充分借助国内外合作的有利条件，选送中青年专业人员到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修学习。现已建成一支多学科的专业人才队伍，为莫高窟的保护传承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严格管理，获得了国内外广泛认同和赞许。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向各国世界遗产地传播供大家分享。会议形成的大会文件附件文本指出：“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艺术鉴赏网编辑：刘勇军
